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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tion with Foreign Wives　婚姻移民性別問題

　　臺灣自民國八十年開放外籍配偶之通婚與歸化之後，民國八十九年度，依坊間幾家知名經濟、社論雜誌紛紛以「新臺灣之子」名之。並且計算當時臺灣每七個新生兒之中便有一個新臺灣之子—即父母親雙方其一為外籍，尤其母系來自東南亞國者居多。

依內政部九十八年十二月修定頒布：外國籍人士與國人結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暨戶籍登記流程表，為便民之故，同一法條譯作英文、印尼文、越南文、柬埔寨文、泰文等五種，除卻英文，以及簡/繁較其他國家差異較小之外，其他四種語文多為東南亞國家，東南亞人士為我國外籍配偶最大主流國。再承上推論，每七個臺灣之子之中便有一名混血子，從民國八十一年開放迄今九十九年，近二十年過去，這些新臺灣之子成長為青少年，邁進大學、成年步入社會，而且隨著臺灣經濟體系改變（夏曉鵑，2000），臺灣人頂客化（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臺灣之子和新臺灣之子，似乎為臺灣注入新血與活緣，然而十九年過去，國人不難發現，政府雖然長期補助新住民教育、心理輔導、成長團體，新臺灣之子接續在雜誌裡卻以另一種反差標題：「一個臺灣兩個世界」，報章、傳媒不時措詞失當，揶揄東南亞混家庭之子，外至顯明的口音、膚色；內至用字、遣詞，形成臺灣另一種波及兩世母子兩代弱勢族群；相反的，高加索男子系或白膚高鼻深目特徵顯明和臺灣女子婚生下一代，則每每出現在嬰幼兒食品、用品廣告，強力促銷，試圖在消費者間營造高級氛圍，得到滿足感。這些落差/反差令人錯愕，但不也乏臺灣媒體自省：如電視劇＜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娘惹滋味＞，以及訪談節目＜哈林老師好＞（已停播）、＜WTO姐妹會＞等…將「新住民」不分原國籍、膚色、性別、語言全融納在福爾摩沙島嶼，在此潮來汐往的土地上建立島民家園[1]。

然而誠如溫雨蓉獲得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學位的論文分析，《跨國婚姻中臺灣籍男性之婚姻品質》（Marital Quality of the Taiwanese Men with Foreign Wives，2007）[2]，早先的「外籍新娘」到「外籍配偶」，大多採取東南亞經濟弱勢女性輸出至經濟能力較佳的臺灣的路徑，夫妻年紀相差十歲至十九歲者占六十四張問卷之53%（溫雨蓉，P.62）。若以五歲為一個世代，夫妻兩方已隔了二～四個世代，試想國小畢業生與幼稚園大班生，又或者是一個高中畢業生與甫呱呱落地的嬰兒，跨國婚姻與移民問題之性別明顯失衡，臺灣之子、新住民與我們息息相關，年年不乏論文探討，茲舉例近五年：

上列論文多以問卷、田野調查方式取得數據，若取樣數越多，則代表性越大；反之則不然。在臺灣一般人所耳語、相傳、乃至於刻板印象的純屬金錢仲介，類似於臺灣男子飛到未開發國家，經濟尚未起飛，女方需藉由跨國婚姻，為家族提供金錢命脈、脫貧解困，而男方姑且不論是否在短暫幾天內就能跨過「真愛不分年齡」，以大陣仗選妃團的方式滿足在臺灣遍尋不著春天的窘境，情況往往變成男方視女方為不具個人、人權意識的活動財產，而女方也可能處於陌生土壤、語言文化隔闔的異鄉他者，在溝通不良之下，跨國婚姻問題為家庭精神、暴力、社群負面印象。

因此不難推測何以近年以跨國婚姻論文為題者，著眼於「羞辱」、「尊嚴」、「衝突」、「兒童照顧」，正如同田雨蓉（2007）、李英瑞（2006）、鍾重發（2003）、田晶瑩（2005）等人各篇論文必提及某部份男士是臺灣社經弱勢（田雨蓉論文採樣卷僅六十四張，調查社經地位後，又認為無關於此。僅輔以花連YWCA的外配成長營為主，代表性稍嫌不足。），深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承壓力，因此追求不到臺灣女性，轉投低所得國家女性，再加上越南浸溽儒教傳統，符合臺灣早期傳統溫良和美儉讓等理想標準，東南亞的越南一直佔臺灣外配人數冠軍。同時，臺灣男性若以為「高攀」不上臺灣現代女子，就可「矮化」外籍配偶的話，以古語而論「君視臣如奴傭，則臣視君如雔寇」，又怎不會佔上臺灣新聞社會版面？悲涼的是，越南外配們等於重新複製她們原鄉土上男尊女卑—男人泡越南咖啡乘涼解悶，女性勞動持家育子。唯一不同的是，工作衛生條件、人力工資高於母國，待存夠錢後，她們可以經營小店，再從小店招攬同鄉姊妹會，等待每年寒暑假攜子女返外祖家，兩解鄉愁的方法，當她們離鄉背景，直到返家千里而化身為「跨國灰姑娘」。

但是成千上萬的跨國灰姑娘身後，還有更多為人所知變身失敗的灰姑娘、糟糠之妻，當她們選擇「人體輸出」至異國時，便有著為家族爭口氣的決心，她們除了婚姻一途，出國工作也提供女性遇見外國人的機會，以及就近取來婚姻仲介管道（藍佩嘉，209），甚至可以親自長時間觀察男方人品（可在臺擔任看護三年）。主流雖然都說愛情至上，但對於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不少族群女性甘願尋求方便婚姻，離開母國，離開母國意謂著重生？還是犧牲？

再則，臺灣男性固然以金錢求偶，並非人人都是記者危言聳聽：「男女雙方都是教育程度低落，甚至是精神和身體有殘缺的劣質人口，…對未來的人口品質影響不可言喻」（引夏曉鵑，1997）。其實不乏木訥寡言、超時工作而蹉跎良緣的男性，唯臺灣婚姻仲介公司仍舊複制那套東南亞選妃團模式，將地點搬至獨立國協的中亞烏克蘭、烏茲别克，以高加索混雜蒙古利亞種柔和又帶點立體的精緻五官，像販售洋娃娃般，向中高所得男子推銷，又成為跨國移民性別的另一股潮流。

      那麼何以不見臺灣女子跨國婚姻後，丈夫在臺久居的比例逐年升高？自古有云：「娶婦當不如吾家」，臺灣女性若非特別因素，與東南亞籍婚配，在外人眼中帶有負面的「下嫁」或「和番」；至於高加索人種，在臺普遍以貌取人，善待其種族，無論是天涯背包客、壯遊青春行、還是夜店尋花人，他們容易謀職，金錢無虞，從日本、韓國、臺灣、香港、泰國行經半個亞洲無阻，不似東南亞、中亞女性必須「人體輸出」。臺灣女性屢次被土耳其男子騙財騙色更是不可勝數，土耳其雖非經濟強國（也插不進歐元區一腳），但以其東西兩方融合外貌、不純熟的外語，周旋一時或許尚有此意，大部份人無心戀棧臺灣，甚至粗野在部落格大放厥辭，字字句句教戰同輩族人如何始亂終棄臺灣女性，由此遑論跨國婚姻移民入台了。

        跨國婚姻的女性移民比例在臺居高不下，但不可否認婚姻品質並無固定指數，包含內在、外在、心理、生理、文化、語言，當臺灣外籍配偶比例連年升高，國人陸續拋開過去的負面刻板印象對待這群冒著勇氣跨國創業的灰姑娘，VTV[3]開播不禁令人辛慰，臺灣之子的母親不必像粗植的花卉，隨時插土要求連根同氣；同時也代表著臺灣正一步步踏上百花齊放的多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