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est
Christopher Marlowe was William Shakespeare? Vice Versa? Was it a rumor that Marlowe was killed just for a bill? It has been a serious issue to discuss for several centuries. I am not interested to discover the idenfication but crave for all Shakespearean adaptations, e.g. movies Omkara, King Lear starring teenaged Julie Deply. Link an article as follows.
演義莎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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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在世時 英國作家莎士比亞(1564-1616)是公認的戲劇與文學奇葩。他在世的時候,作品即已廣受大眾歡迎,甚至因此引起同行的嫉妒。與他同時代所謂大學才子的代表人物羅伯‧谷林(Robert Greene)就曾經酸溜溜地說過: ……有隻突然竄紅的烏鴉,拿我們的羽毛美化(beautified)自己,他的老虎之心披著演員外皮,自以為能夠胡謅無韻詩,比得上各位大師;這個十足的「樣樣通」還洋洋得意自認是舉國無雙的「莎震景」。(黑體為筆者所加) 「莎震景」(Shakescene)一詞當然是谷林自創的,嵌入了莎翁的部分姓氏和舞台場景,且有「震驚梨園」之意。莎士比亞則在Hamlet(《哈姆雷》)劇中反擊,藉著其中一個角色嘲諷王子的情書裡居然寫有「最美化的娥菲麗」字樣:「這一句不好,太遜了:『美化』兩個字太遜了。」 或許正因為我們所熟知的莎士比亞只讀過文法學校,沒有念過大學,卻不僅兼擅詩、劇,著作宏富,才情更是高妙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世人才會對他謎樣的身世產生巨大而持久的興趣。然而,真正的史料雖有一些,較多的還是鄉野傳奇、道聽塗說,無法據以寫出既能引人入勝又有真憑實證的正統傳記。近代研究莎翁的著名學者S. Schoenbaum把他在這方面的大作題名為Shakespeare’s Lives (1970),足見眾說之紛紜。迄今不衰的,還包括認為「莎士比亞」另有其人的主張。因此,儘管多數人同意,研究確鑿的作品要比揣摩證據不足的作家生平來得重要,莎翁傳記仍然一本接一本問世。 莎士比亞這個人 現任哈佛大學人文學講座教授的史提芬‧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於2004年出版的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是其中的翹楚。該書完全揚棄了舊有傳記的寫作思維,不再在「莎士比亞何許人也?」的迷宮裡打轉。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所示,他關心的是莎士比亞這個人如何成為「莎士比亞」這位千載難逢的奇才作家。 身為當今顯學新歷史主義學派的開山祖師,葛林布萊重視的是文學作品與歷史脈絡的聯結。他先小心求證,多方面從看似不相關連的點點滴滴史實,勾勒出莎士比亞時代的社會、政治、宗教、教育、法律、經濟、娛樂……種種樣貌,然後做出大膽假設:處於如此這般歷史環境中的莎士比亞,「必然/也許/可能」會寫下如此這般的篇章。他在該書〈前言〉裡說,「若要瞭解莎士比亞是怎樣的人,必須追蹤他留下的語言痕跡,回到他所過的生活,回到他敞開面對的世界。而若要瞭解莎士比亞如何用想像力把自身的生活轉化成藝術,必須利用我們自己的想像力。」 「想像→假設→陳述」於是成為全書寫作的基本模式。該書第一章第一句便是個範例: 讓我們想像莎士比亞從小就醉心語言,對文字的魔力深為著迷。他最早期的作品裡有太多這方面的證據,因此我們可以很安全地假設,他很早就有此傾向,也許是從母親首次在他耳邊輕唱兒歌的那一刻開始…… 徵引了兩行兒歌後,葛林布萊指出:事隔多年,莎士比亞寫作《李爾王》之時,「這首兒歌還在他腦中回響」,因為劇中有個角色吟唱了一行類似的歌詞。於是,他斷言道: 「莎士比亞」在文字的聲音裡聽見別人沒聽見的東西;他做了別人沒有做的聯結;他也沉浸於完全屬於自己的樂趣中。 經由這種邏輯作出的推論豈非太危險?換了別人,也許會是。不過,在融通文史,並且對莎士比亞作品認識精深的葛林布萊筆下,讀者處處驚豔。他對莎士比亞筆下諸多生動的劇中人物之所以會成為那樣的人物,給予合理的──或至少有趣的解釋。 莎士比亞決定不教世人 莎士比亞作品中對許多重要議題(如君權神授、宗教信仰、性愛取向、種族歧視等)並不迴避,但從未明確表態。這種兩面手法,葛林布萊歸因於當時宗教、政治對言論的恐怖壓制;明哲保身的莎士比亞選擇了模稜兩可的態度,以免不慎陷入「政治不正確」。「證據」之一在書中第五章。他指出,來自鄉下的莎士比亞對倫敦的第一印象,「也許」是「長約八百英尺的驚人建築,一位法國訪客貝藍稱之為『世界最美的橋梁』」。細細描述了倫敦橋周遭自然與人文風景線之後,葛林布萊接著寫道: 但有一樣特別景觀必曾攫獲莎士比亞的注意;那是吸引觀光客的重要景點,總會向新來的人指出。南沃克那端的橋頭,有兩扇拱形物構成「大石門」,上面的竿子插著砍下的人頭,有的只剩骷髏,有的半烤焦曬黑,還認得出是什麼人。這些不是泛泛的小偷、強暴犯跟殺人兇手……觀光客都會被告知,橋上的人頭原屬於因叛國罪受刑的紳士貴族。1592年造訪倫敦的一個外國遊客算了算有三十四顆人頭,1598年另一個遊客說有三十多顆…… 葛林布萊認為,縱使莎士比亞早有戒懼之心,但倫敦橋所見景象必然更進一步提醒這個初抵倫敦的青年,「要謹慎自持,莫落入敵手;要聰明、堅強、實際;要精通隱匿與迴避之道;要保住你肩膀上的腦袋瓜。」插在倫敦橋上的頭顱,「也許在莎士比亞進城的第一天就對他說話──而他也很可能記住了他們的警告。」是寒蟬效應讓莎士比亞決定不教世人看出他的真面目。 透過像這樣看似輕鬆的筆調,葛林布萊給讀者帶來了三重享受:第一,他對文藝復興時期英國社會文化的知識如數家珍;許多平淡無奇的素材,經他爬梳整理,娓娓道來,好像點石成金。第二,他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熱愛與詮釋,能使讀者深入莎翁的想像世界。第三,對我而言也是最為有趣的,即他在寫作過程中發揮的高度想像力。所以,這不僅是一本深具學術價值的文學批評,也是令人著迷的推理小說──或可名之為「演義莎士比亞」。 【2007/06/16 聯合報】@ http://udn.com/ |